山川諸侯初論兼論上古時期的自然保護制度
 

張京華

 

        一般解釋古代氏族的特徵,多歸結到圖騰就停止了,如以黃帝族為龍或龜圖騰,商族為玄鳥圖騰等等。但我常感到圖騰對於中國古代先民來說,並不僅僅意味標誌和禁忌,而是有其實際的作用。

        《尚書·堯典》所記羲和四族世代職掌曆象日月星辰,所以是以日月為圖騰的氏族,《山海經》記其形象為(羲和)方浴日、(常羲)方浴月。商族以玄鳥為圖騰,王國維、胡厚宣、顧頡剛諸先生已有多篇論述,但是商族何以要以玄鳥為圖騰,則不再解釋。玄鳥就是家燕。周初分封燕國,燕國之燕何以得名,《史記·正義》引徐才《宗國都城記》說,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但燕山何以以燕為名,仍然沒有解釋。

        今由《月令》可知,家燕每年飛到中原那一天,就是仲春的春分之日,因為這一天又是生殖的最佳日期,所以要舉行高某的祭祀。而家燕南飛的那一天,則又恰是仲秋的秋分之日。《左傳》也說,少昊氏紀于鳥,玄鳥氏,司分者也,即職掌春分和秋分。現代物候學依然肯定家燕是一種遷徙極為準時的候鳥。那麼少昊族中的玄鳥氏應該就是商族的祖先,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記載是說其第一位先公商契是由有 戎氏之女以家燕之鳥曆為指導懷娠的,而商契最初的活動地點則是在燕山南麓,燕山亦因此而得名。

        因此可知古代先民制定曆法是由測量日影與觀察物候等多種途徑綜合而成的,每一種途徑又是由專門的氏族世代職守。剛剛出版的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通過對考古遺址的發掘,對於古代文明由氏族、宗族逐漸發展為最初的聚落、方國的過程,有詳盡的分析,也說明氏族-宗族在中國上古、中古歷史上是一條貫穿始終的重要線索。而在上古時期,氏族多是有專門職守的。後班固述周秦諸子十家皆出於王官,而王官實為世官世職,至漢代門閥勢族于儒家經學亦均有獨傳家法,正可謂有上古遺風。

        《國語·魯語》及《史記·孔子世家》有關於山川群神的記載,《孔子世家》說: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夏本紀》也說: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為山川神主。

        《集解》引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又引韋昭曰:群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群神之主,故謂之神也。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

        《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中有《古諸侯有守山川與守社稷二類》一文,對此早有指明。顧頡剛說:按如此說,是古代諸侯有二種,其一為守山川者,又其一為守社稷者。

        由《左傳》、《禮記》等書,我們得知周代分封有畿內與畿外二種,畿內稱公,畿外稱侯伯子男,而名山大澤不以封。那麼這是對上古的分封制度有所改變了。就現有文獻看,上古這一類的封侯有《國語》及《孔子世家》所稱之汪罔氏、《穆天子傳》所稱之河宗氏、《山海經》等書所稱之河伯、古本《竹書紀年》所稱之洛伯,等等。

        山川群神就是山川諸侯,其世代職守除了祭祀山川的儀式和供應珍異土產以外,自然還要包括掌握此一方水土的地理水文知識和有效地保護其自然生態,以時採伐,不得違時。因為上古先民已經懂得名山大川能夠興雲致雨,以利天下。反之,如果山川諸侯失其職守,那麼名山大川當然也會興雲致雨,以懲罰天下。山川諸侯守其山川,如同社稷諸侯守其社稷,乃是本族以至天下生死存亡的重大使命,其知識承傳當自有規範。《尚書·胤征》說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是從反面說明了制度的不可違。由此來看,分封山川諸侯的制度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也是一種自然保護的重要措施。這一點對於現代的生態保護仍具有借鑒意義。

        《山海經》中的《山經》五卷,按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共記載了26個山系的447座名山,占當時所知大小名山5370座的約112。所記26座山系的體例,都是凡某山之首,自某山至某山,其神如何,其祠如何。所謂神,或即山川諸侯。而這些群神的形象,多有所謂鳥首、鳥身者,則是這些古代氏族的圖騰了。

        《海經》中有許多關於動作的記載,看來像是在描述一幅圖畫而使其定格。這些記載除上述方浴日方浴月之外,還有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啖之等等許多。字意為正在,所表述的是很短的片刻,《山海經》的作者似是在將這很短的片刻永恆地凝固住,其用意極可玩味。另外一些記載雖沒有字,但仍是其意,如說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都似一固定的圖畫,其形象既是該氏族的圖騰,又是該氏族所分掌的職守。這種情況在天文、地理、紡織等技術性職業方面,尤其突出。

        著名的一例如《山海經》對於東南西北四方名、四方風名以及其神曰某或有人曰某的記載,與甲骨文所見基本吻合,說明上古先民在觀測四方風候一事上,也是由相關的四族職掌,與羲和四族的情況正相類似。

        自王國維以來一些學者已不把《山海經》全視為神話書,其實書中所包含而未為世人認識的上古史實尚有許多。古本《山海經》是有圖的(今圖為晚近補繪),這些圖是否即與商周青銅器上數量不少的氏族徽號相類似,值得研究。

        先秦古籍多有各不相同的文體,如《莊子》就是偏要用寓言而不用莊語。《山海經》將上古史實用圖騰形象記載下來,這是它的特殊做法,也是當時條件下的最佳做法。當然這種做法很容易使後人誤會為怪異,但類似的情形是先秦古籍所無人能避免的,後代學術即有得意忘言、不立文字與疑古派的出現,《山海經》只是比較更難理解一些而已。

        西漢劉秀說《山海經》“出於唐虞之際”,不是毫無根據的。今學者多稱《周易》為中華文化的源頭,但由古史反觀《山海經》,則知《山海經》的年代實較《周易》、《尚書》均要久遠了。 

        (作者說明:本人草作此文,曾參閱顧洪《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寫畢更得吳銳先生惠賜所作《從神守、社稷守的分化探索中國國家起源的上限(未刊稿)》。本文僅為一篇隨記,姑稱初論,日後如作進一步研究,吳銳先生之文必有裨益,在此特先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