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新客星站首頁  晚清科幻小說研究 (1904-1911)

 林健群 (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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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晚清科幻小說的興起

  「科幻小說」是西方近代科學誕生後,新興的小說文類。在中國,由於傳統社會環境不利於近代科學的發展,因而,遲遲無法提供「科幻小說」創作所需的社會條件。直到晚清,科幻小說的創作環境逐漸成形,於是,開始了科幻小說創作的嘗試。本章將分別從「近代科學的東傳」和「小說界革命的振興」兩個間接促成晚清科幻小說生發的外緣因素;與「幻想傳統的繼承」和「譯本小說的啟發」此直接影響晚清科幻小說創作的內在因素,作為探討晚清科幻小說興起的因由。

第一節 近代科學的東傳
  「科學」是構成科幻小說的要素之一,卻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忽略的領域,因此,晚清科幻小說的興起不得不待科學東傳之後始得生發。科學的傳入,帶來了新的科學智識,並創造了科學的環境。科學的智識是支持科幻創作的基礎;而科學的環境則培養出能理解接受科幻小說的讀者。因此,晚清科幻小說的興起,必求中國科學環境的成形,而普遍科學認知的養成,則須靠長期科學傳入潛移默化的薰陶。以下即針對近代科學東傳的情形加以說解。

一、晚清之前西方科技的傳入
  近代科學傳入中國始於明末清初傳教士的東來。為了順利獲得百姓與政府的認同,傳教士意識到西方科技在當時中國所能產生的吸引力[註1],他們以介紹西學和翻譯西書為媒介[註2],藉此與政府當局或士大夫接近,爭取他們的同情與支持,以達到在宮廷立足和傳教的目的[註3]。就在傳教士「科學傳教」的手段下,西方近代科學知識與技術工藝的書籍[註4],開始為國人所知悉。
  面對西方科學的刺激,當時部份士大夫亦多潛心與之學習,並大量翻譯西書[註5],積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尤其是康熙皇帝,對於西方的科學技術極為愛好,傳教士多被召入宮,進講西學,「在他的倡導與鼓勵下,基本上保持了明末徐光啟時代西學東漸高潮的勢頭」[註6],這種開放的胸襟,促使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得到有限的傳播。
  然而,開明地承認並積極吸收西學思想的有識之士畢竟不多,「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註7]的華夷之見,更顯示了當時大多數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的官吏與士大夫的愚昧無知。即使是熱衷西學的康熙,對於曆法的考察,仍無法擺脫「垂象示警」的封建觀念[註8]。「西方科學技術傳入中國後,總的看,以中國皇帝為首的封建統治者,仍然沒有認識到學習和發展科學技術是治國興邦的大事」[註9],偏狹的認知下,自然不會主動積極的推廣西學。
  此外,依賴傳教士而輸入的西方科技,受到宗教的掣肘也無法完整而客觀的引進。除了傳教士個人知識素養的侷限,導致神學與科技混雜的失誤外[註10],更嚴重的是造成西方科技的傳輸與宗教傳播的共生局面,科技知能成為宗教的附屬品,喪失學術的自主性。當時中國對於西方科技的輸入只是被動的操控在西洋傳教士的譯介[註11],一旦傳教活動產生變化,連帶的也波及到西學的傳輸。因此當康熙、雍正實施禁教[註12],西方傳教士不能在中國公開活動,致使西學的輸入也因此中斷。1757年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閉關自守、嚴厲禁教,從此中國自絕與西方交流的管道。未料此後西方世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工業革命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政經改革造成新的國家體制,正當西方文化大躍進的時候,同時期的中國卻仍沈醉在天朝的迷夢中,昧然不知世界大勢。

二、晚清時期西方科技的傳入
  晚清時期,隨著鴉片戰爭而來,一連串的對外戰爭,打破了長期閉關自守的局面,開啟了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註13]。屢戰屢敗的慘痛教訓,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使得中國從舊有文化優越感的迷醉中逐漸覺醒,一步步地體會到整個世界局勢下現實的生存威脅。

(一) 洋務時期廣開科技大門
  在軍事武力的背景下,中國首先認識到了西洋船、炮的威力,少數中國官紳士庶開始反省中國的缺陷,咸認為中國的武備不如西洋,應該學習,「師夷長技以制夷,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註14],堅船利炮成為一時學習仿效的目標。在制敵自保的強烈動機下,火器機械的認識研發,帶動了對西方科技理論的需求,進而喚醒晚清對近代科學的學習。西方科技的追求不再出於消極被動的「好異」心態,而是積極主動的務求實效。從此西方科技傳入的途徑廣開,奠定了科學發展的基礎,主要有以下五個管道:

1、採購器械
  面對西方先進的軍備,晚清對於科技的需求,首先表現在國防工業的生產上。「短炸砲與各種炸藥均能製造……惟製器之器,中國所作者,一時不能如法。現亦設法購求,以期一體學製」[註15],然鑑於當時科學水平尚不足以自造,仿製之路緩不濟急[註16],因此「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註17],橫向移植西方現有科技以為己用,成為彌補中國落後科技景況的權宜之計,於是外購機器設廠製造[註18],基於富國強兵的目的,大量採購器械,進行軍用工業的生產製造,以提振國力。

2、創設西式學堂
  西方機器輸入後,技術人才的培育就成了當務之急,「惟是官商各局,仿效西法,而綜理一切統用西人,絕不思教養華人,以漸收權力……堂堂中國,有器無人,遂將蹈印度、波斯、土耳其之覆轍,異日之隱憂深患,正渺然未知所終也」[註19],在「雇募僅濟一時之需,自造實為無窮之利也」[註20]的遠見中,「今宜倣歐西之例,設立工藝學堂,招集幼童,因才教育,各分其業」[註21]。以同文館的創辦為起點[註22],各種專門學校應運而生[註23],在學習製造機器、槍炮和輪船的過程中,自然科學和製造技術成為西式學堂主要的課程內容,西方的科技理論與應用科學,藉以為人所熟知。

3、譯書與創辦報刊
  實際的製造研發,暴露了中國科技知識的貧乏,為了引進西方科學知識,譯書大興,「在洋務運動時代,為效習西洋,翻譯西書,介紹新知成為最基本的工作」[註24]。當時的官方翻譯機構以京師同文館[註25]與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註26]為主。尤其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在1871-1879年的極盛期間,翻譯的書籍達九十八種,「在這近百本的翻譯書中,屬於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佔47種,工藝軍工方面的書籍佔45種」,「已經銷售的翻譯書籍有三萬一千一百十一部,共計八萬三千四百五十四本」[註27],西方科學技藝的譯本佔了90%以上,不但直接提供武備製造所需的技術科學,也系統地引進西方科技學術[註28],彌補了當時科學專書的斷層[註29]
  除了供給專業科技需求的譯書外,對於大多數文化程度不高,科學素養不深的百姓而言,「亟宜先從淺近者著手,漸及而至見聞廣遠,自能融會貫通矣」[註30],故晚清報刊中偶爾間雜一些介紹科學知識的文章[註31],並出現了刊載科學知識為主的報刊。《格致匯編》[註32]是中國最早的專門性科學雜誌,「一方面要促進探究的精神,一方面要在清帝國傳播通俗實用的科學知識,它將為介紹已出版的科學譯著服務,刊載科學課程的短篇解說和科學演講,並作為本邦受教育人士問詢、獲取其感興趣的科學信息的中介」[註33]。這些報刊藉由通俗的語言,生動地介紹科學知識,並「向中國及時報導了西方各國的科技發展動態和最新成就」[註34],對於科學智識的普及擔負了教育啟蒙的功能。

4、倡導出國留學
  西方科技的學習,除了依賴洋人教授、書籍譯介外,有識者也提出「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備人才」[註35],主動出洋學習一途。隨著對西學認識的深化[註36],「設局製造」、「開館教習」的侷限逐漸凸顯,「中國仿造皆其初時舊式,良由師資不廣,見聞不多,官場藝徒雖已放手自制,只能循規蹈矩,不能繼長增高。即使訪詢新式,孜孜效法,數年而後,西人別出新奇,中國又成故步,所謂隨人作計,終後人也。若不前赴西廠觀摩考察,終難探製作之源」[註37]。在謀求自強的動機下,滬局派幼童留美[註38],閩廠遣藝徒赴歐[註39],開啟了晚清官派留學的先聲,也溝通了西方科技深造的管道。

5、教會活動
  隨著武力的叩關,宗教禁約也逐步解除,在條約的保護下[註40],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更有組織、更大規模的開展。此時期的傳教士借鑒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經驗,仍以其科學知識的優勢,作為傳教佈道的利器。教會積極地介紹和翻譯西學以作為宣教的媒介,並藉由創辦學校和編譯書報,廣泛地傳授近代科學知識。 

  在科學教育方面,教會學校中普遍開設西學課程,教授科目「力求切實有用,故於國文之外,旁設天文、地理、格物、算術之類,靡不悉心教授」[註41],科學知識成為課程的一部分,對於早期中國的科學教育而言,是具有先導意義與模範作用的。
  在編輯出版方面,則以「益智書會」[註42]編譯大量的科學教科書與「廣學會」[註43]發行的《萬國公報》[註44]傳播科學知識最力。益智書會在1877-1905年這段期間,「益智書會編輯出版圖書80餘種,其中約半數是科學教科書,遠比廣學會出版的科技圖書為多,僅次於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的科技書」[註45],該會所出版的科學教科書不僅提供了教會學校教學需求外,也成為追求新知的中國士人搜求學習近代科學知識的管道。而「廣學會」的西學出版規模與數量雖為當時之冠[註46],但出書內容側重於社會科學圖書[註47],因此,其對於科學知識引介的最大的貢獻,則在於編印出版以介紹時事新聞與科學技術為主要內容的綜合性刊物《萬國公報》。「其中尤以格致知識如自行車、輕氣球、無線電、火車、輪船等新法及西國農政、西國治河成法等學術刊載甚多」[註48],發行量「為當時各種刊物之首」[註49],是歷來記載近代科技事物的報刊中流傳範圍最廣,影響力最大的讀物。

(二) 戊戌之後的科技普及化
  甲午戰敗,凸顯了專重在學習西洋軍備武器的自強運動缺失[註50],從實用主義觀點出發,單向輸入兵工技術,片面學習器物技藝,只是習得堅船利砲的表象,加以推行期間阻礙猶多[註51],本次大規模地輸入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終未能獲得預期的效果。日本的勝戰,「使致力研究西方富強之道的知識分子覺悟到—徒然學習西方的器械、技術,而沒有文教法政作為骨幹,是支撐不起來的」[註52],西化的重點轉移到政教制度上[註53]。然而西方科技的傳輸並未因為自強運動失敗而告終[註54],相反地,在當時風起雲湧的救亡圖存的愛國思潮中,「科學救國」也和「文學救國」、「教育救國」等改革主義運動一起被人們大力的宣傳著,「科學」擔負了救國的重責,對科學的認識與需求也更加深化,科技傳輸管道益加暢通。當確立政教改革才是治國根本後,科學技術掙脫了船堅砲利的重擔,使得科技運用得以更全面的開展,朝向民生實業扎根[註55]
  庚子一役,清廷假拳民神鬼之說挑釁外敵,險遭亡國大禍,不僅敲響了晚清喪鐘[註56],也凸顯了國人智識水準的貧乏。愚民無知誤國,激起有識之士對百姓教育的重視,使得新智識的推展下及於民間[註57]。在「開民智」的啟蒙運動中,科學知識自然成為破除迷信、增進智識的良方。自此科學知識的引介不再偏重製造實用的目的,轉而強調科學普及的教育功能,科學發展同時兼具了廓清民智的任務。

  觀近代科學的輸入歷程,正反映了時代趨勢下的中國對科學態度的轉變。明末清初傳教士的譯介,少數的統治階級首先感受到了西方科學的長處;晚清戰敗的刺激,凸顯了中西科學發展的落差,撼動了「奇技淫巧,君子不齒」,反對科學、鄙視技術的傳統文化觀念,因而,積極輸入與學習倣效西方科技的風潮,隨之興起。由片面的軍備追求,到科學教育的重視,科學作用的認知從具體的富國強兵逐步深化成為潛移默化的心靈改造,近代科學的東傳投射了人們對於現實革新與未來遠景的寄託,也推動中國朝向科學發展而努力,從而促使中國科學環境的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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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利瑪竇為了吸引人們到教堂,在接待室裡陳列了當時西方所製造的時鐘、時晷、渾天儀等物。又將自鳴鐘、鐵弦琴與萬國圖並隨天主像、聖母像和天主經典進獻給明神宗。參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1995二版,頁2-3。[回本文]

[2] 離難秋根據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周昌壽〈譯刊科學書籍考略〉等書目提要,統計得出明末清初期間,共有三十名外國傳教士,他們編譯了各種科學譯著共計約一百六十種。見離難秋《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頁63。[回本文]

[3] 南懷仁在1678年8月15日寫給歐洲全體耶穌會教士的信中清楚表示:「中國人所重視的科學中有天文學、光學、靜力學、重力學,最感興趣的是數學,……把這種數學帶進皇宮內室時,與最高貴的大臣們遠離御座就下跪相反,我常常是居於御座旁的陪席。看來,在這個國家,基督教用天文學裝飾起來是容易接近大官的」。轉引自李素楨、田育誠〈論明清科技文獻的輸入〉《中國科技史料》1993:3,頁16。[回本文]

[4] 明清之際,自利瑪竇來華至康熙末年140年間(1582-1721),耶穌會教士所輸入的知識,包括天文、曆法、算學、物理、輿地、美術、以及火器製造等實用科學。參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台北,聯經,1987,頁5。[回本文]

[5] 徐光啟《曆書總目表》提到:「欲求超勝,必然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主張以西學為基礎,中西結合,才能超勝西法。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北京,中華,1963,頁374。[回本文]

[6] 見離難秋《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安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993,頁51。[回本文]

[7] 見1664年,楊光先〈不得已書〉。轉引自離難秋《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頁48。[回本文]

[8] 李素楨、田育誠認為康熙一再強調「曆法乃國家要務,關係匪輕」只是為了政權統治的需要服務。參李素楨、田育誠〈論明清科技文獻的輸入〉《中國科技史料》1993:3,頁18。 [回本文]

[9] 見王玉倉《科學技術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3,頁168。[回本文]

[10] 顧長聲指出利瑪竇為了傳教,故於所譯介的西書中,參雜了不少宗教神話,例如:他在講天文學時就添進了基督教「地之中心有惡人受罰之地獄」的地獄說。參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1981,頁7。[回本文]

[11] 離難秋指出「明末清初,尚無中國人獨立翻譯科學書籍之記錄,翻譯科學書籍以外國傳教士獨立完成,或在中國學者協助下完成」。見離難秋《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頁61。[回本文]

[12] 1720年羅馬教皇派特使來華,發佈禁條,干涉中國教徒祭祖祀孔,康熙大起反感,朱批:「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723年,雍正即位,正式頒佈禁教明詔,限制傳教士只能在北京與廣州活動,不得深入各省。參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頁12-16。 [回本文]

[13] 晚清時期許多官紳已經意識到中國正面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當時提出此項言論有:丁日昌、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參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14-15。 [回本文]

[14] 見魏源《海國圖志》卷一,籌海篇二,「議守.下」。魏源《海國圖志》台北,成文,1967臺一版,頁111。[回本文]

[15] 李鴻章語。收入寶鋆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台北,文海,1971,頁2476-2477。[回本文]

[16] 曾國藩〈覆李宮保〉言及1862年在安慶內軍械所仿製輪船失敗的記錄,「試造三個,刻褚不成,有同兒戲」,認知自造輪船乃「愚公移山」之舉,尚須長期努力才能有成。參李瀚章編輯《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二十五,台北,文海,1974,頁15232。[回本文]

[17] 同註15,頁2494。[回本文]

[18] 1862年,李鴻章以香港購買的制砲機器,在上海設砲局。1865年,容閎自美國購買大量製造軍火器械,合併上海砲局,成立江南製造局。除了兵工廠外,當時並外購機械於各地設立造船、紡織與煉鋼等廠。參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台北,東華,1989十二版,頁130。[回本文]

[19] 見陳熾《庸書內外篇》〈自立〉,轉引自瞿立鶴《清末西藝教育思潮》頁69。 [回本文]

[20] 見左宗棠〈詳議創設船政章程購器募匠教習摺〉。收入楊書霖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台北,文海,1979,頁810。[回本文]

[21] 見鄭觀應《盛事危言增訂新編》第二冊,卷八〈技藝〉,台北,台灣學生,1965。[回本文]

[22] 1862年同文館的創辦,原是為了應付外交,培養外務人才而設,而後加入了科學課程,使得日後畢業生除了馳騁外交舞台外,對於科技建設與科技譯書上也頗有發揮。參後文〈譯書與創辦報刊〉。[回本文]

[23] 當時的新式學堂主要有:以語文訓練為主的外國語學堂,培育製造機器船炮人才為目的的福建船政學堂,各地軍事訓練的水師、武備學堂以及工藝製造的技術、實業學堂。[回本文]

[24] 見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頁136。[回本文]

[25] 1862年為了培養外交人才,設立了京師同文館。1866年館內增設科學課程,使得同文館成為「兼學科學知識與外語的高等學校」,加上專屬的豐富藏書與印刷設備資源,創造了同文館翻譯西書的條件。在養成外交翻譯官員的同時也孕育了中國首批的譯書人才。當時同文館譯書,分發於全國官吏,「對於在我國只懂傳統四書五經的清末官員中,傳播西方科學知識,從而增長他們的見識是有作用的」。參離難秋《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頁92-98。[回本文]

[26] 1865年在上海成立江南製造局以自行生產武器軍備,當時主事者徐壽與華衡芳即遠見地提出譯書需求,「創議翻譯西書,以求製造根本」,在「配合製造局生產船艦、兵器、彈藥而翻譯技術情報資料」的宗旨下,翻譯館出版了大量的科技書籍,並同時刊售國人,成為當時譯介近代科學知識重要的機構。參離難秋《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頁98-103。[回本文]

[27] 見傅蘭雅〈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載《格致匯編》,轉引自李素楨、田育誠〈論明清科技文獻的輸入〉《中國科技史料》1993:3,頁14。[回本文]

[28] 王揚宗認為翻譯館的譯書計劃是中國主動地、有計劃地引進西方學術的最早嘗試;並且是同當時學習西方「製造之術」的活動有直接聯繫的。參王揚宗〈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史略〉《中國科技史料》1988:3,頁68。[回本文]

[29] 王揚宗指出「在翻譯館建立之前,西方科學的絕大多數學科還沒有專書介紹,至於學習西方『製造之術』所急需的技術科學還幾乎是一片空白。這種情況,同方興未艾的『求富』、『求強』事業的需要已遠不相適應。參王揚宗〈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史略〉《中國科技史料》1988:3,頁66。 [回本文]

[30] 見徐壽〈《格致匯編》序〉,載《格致匯編》1876:1。轉引自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1994,頁418-419。[回本文]

[31] 早年由教會所編輯出版的《六合叢談》、《中西聞見錄》等雜誌,在傳教之餘亦穿插介紹西方科學知識。維新運動期間,國人大量辦報,且留意科學知識的引介,其中《時務報》、《格致新報》等報刊,並通過翻譯外國報紙,報導西方最新的科技成就。[回本文]

[32] 1876年2月英.傅蘭雅於上海創辦,初為月刊,1890年改為季刊,1892年停刊。[回本文]

[33] 此乃傅蘭雅於1875年11月印發的私人啟示,宣布他將編輯出版一種科學月刊。轉引自王揚宗〈《格物匯編》與西方近代科技知識在清末的傳播〉《中國科技史料》1996:1,頁37。[回本文]

[34] 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1994,頁455。[回本文]

[35] 見容閎《西學東漸記》〈余之教育計劃〉。容閎《西學東漸記》台北,廣文,1981三版,頁102。[回本文]

[36] 曾國藩、李鴻章〈奏選派幼童赴美肆業辦理章程摺〉曰:「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遽圖盡購其器,不惟力有未逮,且此中奧竅,苟非遍覽久習,則本源無由洞澈,而曲折無以自明」體會到科技傳習必須探求根源。收入寶鋆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台北,文海,1971,頁7576。[回本文]

[37] 見李鴻章、沈葆楨等〈奏閩廠學生出洋學習摺〉。收入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台北,文海,1980,頁994。[回本文]

[38] 在容閎的提倡下,1872年首批官派留學計劃成行,連續四年,每年三十名幼童赴美接受普通教育。 [回本文]

[39] 1875年福州船政學堂,取法幼童赴美前例,派遣廠內學生分赴英法,學習造船與駕駛。[回本文]

[40] 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第二十二款中規定法國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1858年中國與俄美英法四國的〈天津條約〉中都保障了內地傳教的自由;1860年中法〈北京續約〉第六款規定:「天下黎民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參張澤《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教禁的解除〉一章,台北,光啟,1992,頁222-227。[回本文]

[41] 見范約翰〈上海清心中學濫觴記〉,載《清心兩級中學校七十週年紀念冊》,轉引自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292。 [回本文]

[42] 1877年,在中國的新教傳教士於上海舉行全國大會,針對中國的教會教育問題成立一個專門機構,即益智書會,作為日後在華教會學校組織協調的機構,並負責編纂教會學校教學所需之教科書。1905年改稱中國教育會後,便少有活動。參王揚宗〈清末益智書會統一科技術語工作述評〉《中國科技史料》1991:2,頁9-10。[回本文]

[43] 廣學會,初名同文書會,1887年成立於上海,1894年易名廣學會,以編輯出版書刊,介紹西方文化為宗旨,1956年與中華浸會書局等機構合併為中國基督教聯合書局,是晚清中國最大的教會出版機構。參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廣學會:廣西方之學〉頁551-566。[回本文]

[44] 1868年9月,美.林樂知於上海創辦《教會新報》本是以宣傳宗教為主,自1874年第301卷起改名《萬國公報》,成為偏重時事報導的綜合性刊物,1874年9月停刊,1889年2月復刊,後於1907年停刊。[回本文]

[45] 見王揚宗〈清末益智書會統一科技術語工作述評〉《中國科技史料》1991:2,頁10。[回本文]

[46] 顧長聲指出,廣學會與官方譯書機構京師同文館和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相比,「廣學會的規模和出版數量遠遠超過前兩家,在當時中國極端缺乏西學書刊的情況下,廣學會出版物中的西學部份,對中國知識界是有一定的啟蒙作用的」。參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頁158。[回本文]

[47] 熊月之從出書內容區別「江南製造局所出書籍偏重於應用科學、自然科學基礎知識方面;廣學會所出書籍則偏重於批評弊端、鼓吹變法方面」。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559。[回本文]

[48] 見瞿立鶴《清末西藝教育思潮》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頁39。[回本文]

[49] 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1994,頁416。[回本文]

[50] 郭廷以認為自強運動期間所認識輸入的西洋文化,是「兵工文化」,「以為中國一切皆勝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參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頁37。 [回本文]

[51] 張玉法舉出洋務運動失敗主要有三個原因:守舊派的扯肘、缺乏有效的協調與領袖人物的無知。參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台北,東華,1989,頁137-139。[回本文]

[52] 見張淑蕙《新石頭記研究》中興中文所碩論,1996,頁30。[回本文]

[53] 梁啟超《變法通議》〈學校餘論〉指出:「今日之學,當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飲冰室文集》之一《變法通議》,頁62。[回本文]

[54] 張玉法認為因應甲午戰敗而起的維新運動其新政要旨「顯係承洋務運動的餘緒循序漸進」。參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台北,東華,1989,頁147。[回本文]

[55] 孫廣德指出維新運動所倡導的西洋器物技藝中,「船砲已不是最重要的一項,路礦、機器、冶煉等,倒是最受重視」。參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頁125。[回本文]

[56] 黃錦珠認為:「庚子事變使清廷庸懦無知、腐敗無能的一面盡數暴露,不唯知識份子對清廷失望,事實上清廷也無力再約制人心與言論」。見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台北,文史哲,1995,頁12-13。[回本文]

[57] 李孝悌認為:「1895年之後,隨著新式報紙、學堂和學會的大量出現,知識階層的啟蒙運動已經從理論層次落實到實際行動;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則還只停留在少數幾個人的議論階段」。「而義和團之亂所帶來的刺激,是清末下層社會啟蒙運動最初和最主要的原動力」。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頁13,頁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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