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幻小說研究 (1904-1911)：第三章　第二節

第三章　晚清科幻小說的興起

第二節　小說界革命的振興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註1]，1902年當梁啟超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口號，晚清小說自此進入了新里程。梁啟超對於傳統小說改革的提議，並非始於1902年^[註2]，然而在「小說界革命」的旗幟下，各種繼起的小說理論與創作，凝聚成為一股不可遏抑的文學改革運動。「覺世新民」^[註3]的創作指導，迥異於傳統「娛樂消遣」的小說觀念^[註4]，使晚清小說創作富含了時代色彩，更因此造成了晚清小說觀念的改變，提升了小說的地位與價值。
　　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從上推行政改的理想，失去了憑藉，使其不得不重新思考救國之策^[註5]，將維新的希望轉向廣大的群眾；輔受到日本明治文學的影響^[註6]，終於醞釀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註7]，結合社會改良，政治變革的小說理論。作為政治宣傳的教化工具需求下，小說淺顯俚俗的性質，獲得改革者的青睞，扭轉了傳統文人輕視的「小道」態度^[註8]，一躍成為「文學之最上乘」。
　　「小說興國」的理論，在晚清危亡的緊迫局勢中，順利的被接受，並引發連串的回響，「是以列強進化，多賴稗官；大陸競爭，亦由說部」^[註9]，「昔歐洲十五、六世紀，英帝后雅好文藝。至伊利沙白時，更築文學之館，凡當時之能文章者，咸不遠千里致之，令諸人撰為小說戲曲，擇其有益心理者，為之刊行，讀者靡弗感動，而英國勢遂崛起，為全球冠」^[註10]，援引西方先進國家為佐證，更確定了小說足以作為政治、社會改革的利器^[註11]。
　　既是如此，中國淵遠流長的小說創作歷史，何以未能助益中國之國勢？對於傳統小說的認識，梁啟超始終從小說的社會作用非議傳統小說，「誨道誨淫」^[註12]的傳統小說是「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註13]，認為中國積習的不良思想，都導源於傳統小說^[註14]。正因為堅信小說對社會有絕對的影響力，所以將國勢的衰頹，社會的腐敗，歸罪於傳統小說的流毒。甚至將庚子的慘痛教訓，推因傳統小說對社會的負面影響，「若今年庚子五、六月拳黨之事，牽動國政，及於外交，其始舉國騷然，神怪之說，支離末究，尤《西遊記》、《封神榜》絕大隱力之發見矣。而其弊足以毒害吾國家，可不慎哉！」^[註15]，「支那建國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謬荒誕之言，即記污穢邪淫之事；求其稍裨於國，稍利於民者，幾幾乎百不獲一」^[註16]，傳統小說一再的遭到否定，創新變革的意圖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內憂外患的緊迫時局中，汲汲於救危圖存的強烈抱負下，已不耐再去修正傳統小說創作的缺失，唯有採取非常的策略，才得以盡除舊小說作品的沈痾，而最直接澈底的辦法就是「全盤否定，重造新生」。「一切皆死，而獨有不死者存」^[註17]，完全拋棄舊有小說，以根絕傳統小說的思想淵源，達到淨空舊小說創作的目的，如此方能廓清小說創作的領域，重新注入小說改良的新血，「希望中國小說從此展現一全新的面貌與氣象，並逐漸將中國社會帶入全新的境界」^[註18]。
　　新小說深負政治、社會改革的新使命，其內容自以「覺世新民」為標的，傳統小說既無可取，惟反省現實局勢以為取法，「則惟當以國民最多之數，與乎時勢最急之端，以及對於外界競爭最有用之三者，以為之准已耳」^[註19]，新的選材標準，落實了小說界革命「改良群治」的要求，於是「文化日進，思潮日高，群知小說之效果，捷於演說報章，不視為遣情之具，而視為開通民智之津梁，涵養民德之要素；故政治也，科學也，實業也，寫情也，分門別派，實為新小說之創例，此其所以絕有價值也」^[註20]，各種新題材在時局的考量下紛紛引進與創作，填充了舊小說的空缺，名副其實的完成了更新中國小說創作的目的。
　　在當時引進的新題材中，又以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偵探小說三種最受器重，「觀西人政治小說，可以悟政治原理；觀科學小說，可以通種種格物原理；觀包探小說，可以覘西國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險詐詭變，有非我國所能及者。故觀我國小說，不過排遣而已；觀西人小說，大有助於學問也」^[註21]，小說作品導致的實際效果，是當時輸入新文類的首要選擇依據，此三類譯本小說的引進，正具備社會教化的功能，足以擔當政治啟蒙、增長智識的任務。除了功利取向之外，引進新文類以充實小說創作領域，也是新小說家^[註22]所關注的，「今日改良小說，必先更其目的，以為社會圭臬，為旨方妙。抑又思之，中國小說之不發達，猶有一因，即喜錄陳言，故看一二部，其他可類推，以致終無進步，可慨可慨！然補救之方，必自輸入政治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始。蓋中國小說中，全無此三者性質，而此三者，尤為小說全體之關鍵也」^[註23]，嶄新的思想內容，提供了新小說家寫作的參考，藉由創作新的小說類型，以突破現有小說創作的瓶頸，於是「認準這三個小說類型為中國所缺，新小說家們於是紛紛翻譯、評價、模仿之，一時間成為一種時尚」^[註24]。
　　「小說界革命」，成功的將小說轉化為維新救國的工具，雖偏頗地渲染了小說的社會效用，然而卻對身處國艱時難的晚清知識分子開闢了一條暢述懷抱的途徑，「夫欲救亡圖存，非僅恃一二才士所能為也；必使愛國思想，普及於最大多數之國民而後可。求其能普及而收速效者，莫小說若」^[註25]，故群起創作新小說以寄託批判社會的意圖，陳述改革救國的信念，企圖喚醒全民的憂患，積聚救國的力量。沈浸在「小說化民」的思潮下，「吾感夫飲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不數年而吾國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幾乎汗萬牛充萬棟，猶復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註26]，「小說界革命」的呼籲，不僅振興了中國小說的創作，也開拓了各種新思想、新內容的小說題材，展現晚清小說變革的新風貌。就在此時，隨著「科學小說」的提倡與譯介，不僅帶動了科學小說的創作，無意間也啟發了晚清科幻小說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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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見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1902:1，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二冊，《飲冰室文集》之十〈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頁10。[回本文]

[2] 梁啟超對於革新傳統小說的言論最早見於1897年《變法通議》〈論幼學〉「說部書」，指責傳統小說「誨盜誨淫」的內容缺失，提倡「闡教」、「述史」、「反應現實」、「揭露時弊」、「振厲末俗」等創新內容的小說。此說旨趣已近同〈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參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幼學〉《時務報》第八冊，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飲冰室文集》之一《變法通議》頁44-60。[回本文]

[3] 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6。[回本文]

[4] 「小說」一詞起源於《莊子》〈外物〉，乃瑣碎之言。班固《漢書》〈藝文志〉稱「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在儒家文學傳統背景下，小說始終處於娛樂消遣的「小道」。一直到明末李贄、袁宏道等人，認識並肯定了小說的文學價值與社會價值，小說觀念才獲新意。清初金聖嘆更評點小說，分析其中藝術特質。然而至清末，小說價值的認識，只是少數零星的意見。惟逮「小說界革命」，小說創作才真正擺脫娛樂消遣的「小道」觀念，擔當「新民救國」的大業。[回本文]

[5] 陳平原指出：「戊戌變法的失敗，截斷了梁啟超等人直接掌握國家政權從事社會變革的道路，使其不能不把主要精力從政治鬥爭轉為理論宣傳；同時，也使其意識到啟發民眾覺悟，提高民德、民智、民力的重要性」。見陳平原《20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頁6。[回本文]

[6] 姜啟認為：「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運動，是直接受日本明治文學初期翻譯文學和政治小說的啟迪，以日本明治初期文學做『樣板』，來從事翻譯政治小說，創作政治小說，創辦《新小說》雜誌等活動，並完成了他的『小說界革命』的理論」。見姜啟〈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與日本的明治文學〉《聊城師範學院學報》1982:4，頁48-52。[回本文]

[7] 同註1，頁6。[回本文]

[8] 傳統觀念中，小說創作是供給下層社會娛樂消遣的作品，其內容、思想以適應下層民眾為考量，這樣的市井文學，相較於學士大夫的雅正文學，自然顯得卑俗低陋，以致「大雅君子所不屑道」。然而，在晚清改革者的眼中，小說通俗適眾的特性，正是其宣揚教化的憑藉，因其通俗，才能普遍流傳；廣泛流傳，才有教育感化之效果。[回本文]

[9] 見陶祐曾〈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遊戲世界》1907:10。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247。[回本文]

[10] 見天僇生〈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月月小說》1907:9。吳沃堯、周桂笙共編《月月小說》第三冊，台北，文海，1979復刻版，頁4。[回本文]

[11] 邱茂生指出，「晚清小說實用理論的思想，實與我國傳統文學理論中的實用觀念一脈相傳，而在晚清之時更由於時代的需要，加上傳教士的啟發與日本的經驗借鏡，促使當時文人對於小說的現實作用加以特別重視，但面對長久以來小說在中國的卑微地位，使得當時文人不得不向先進的歐美國家尋求證據，以提高小說的地位，作為社會改良與政治改革的利器」。見邱茂生《晚清小說理論發展試論》文化中文所碩論，1987，頁49。[回本文]

[12] 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幼學〉「說部書」中批判傳統小說：「誨盜誨淫，不出二者」。而〈譯印政治小說序〉仍續前意曰：「中土小說……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任公〈譯印政治小說序〉《清議報》第一冊（1898）。清議報社編印《清議報》第一冊，台北，成文，1967台一版，頁53。[回本文]

[13] 同註1。頁9。[回本文]

[14] 梁啟超指出：「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面而誨之，傳諸缽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販卒、嫗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才高碩學，煩此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見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1902:1，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二冊，《飲冰室文集》之十〈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頁9。[回本文]

[15] 見邱煒萲〈小說與民智關係〉《揮麈拾遺》1901年刊本。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47。[回本文]

[16] 見商務印書館主人〈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繡像小說》1903:1。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69。 [回本文]

[17] 見梁啟超〈《世界末日記》譯後語〉《新小說》1902:1。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50。[回本文]

[18] 見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台北，文史哲，1995，頁72。[回本文]

[19] 見〈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原載於《時報》，錄自《東方雜誌》1905:2:8。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168。 [回本文]

[20] 見〈《新世界小說社報》發刊辭〉《新世界小說社報》1906:1。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201。 [回本文]

[21] 見孫寶瑄《忘山廬日記》〈癸卯（1903）六月一日〉。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573。[回本文]

[22] 陳平原以為中國作家開始自覺地借鑒外國小說並創作不同於傳統小說的作品通稱「新小說」，而創作「新小說」的作家通稱為「新小說家」。參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導言，頁1-29。[回本文]

[23] 見定一〈小說叢話〉《新小說》1905:15。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頁99。[回本文]

[24] 見陳平原〈論清末民初小說類型理論〉《清末小說》1990:13，頁7。[回本文]

[25] 同註10。[回本文]

[26] 見吳沃堯〈《月月小說》序〉《月月小說》1906:1。吳沃堯、周桂笙共編《月月小說》第一冊，頁2-3。 [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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